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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国龙:永不磨灭的村庄——交公粮
发布时间:2019-12-24 00:30 | 信息来源:红宝石官网

  出身贫寒,你我无法抉择,这种苦难是天生的。所以,不得不过早地品尝生活的不易和艰辛,以至于一生都是这样备受煎熬。

 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生,那么就勇敢面对吧。相信——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,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,苦难是流动于地底的地火。苦难磨砺你我的品格,让你我的思想升华;苦难是人生,将会为你我描绘出一道壮丽的风景线。

  七月的青海高原上,被很多人称为避暑胜地的贵德,对我来说依然有点炎热难当。刺痛的、无遮掩的燥热,就连偶尔吹过大地的风,除了带着泥土和麦子的芳香外,也是燥热的。

  高原的七月,也是收获的季节,充满收获的喜悦,黄澄澄的麦子在人们疲惫忙碌的身影和欢欣感恩的笑容里颗粒入仓。从冰雪初消的春季就开始的农忙季节算是告一段落了,确切地说,是可以稍微清闲一些了。

 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,憨厚的农村庄稼人的笑容就只有感激和欣慰——感激老天爷的照顾和恩赐,欣慰一年的耕耘没有付之东流。剩下的修渠铺路、收获瓜果菜疏等事情,与繁重的农事相比,已算是旁枝末节微不足道了。毕竟,这些事情,相对而言,只是为农事或生活服务或辅助的,而不是生存和生活必须的。

  传统的庄稼人,对农事和其他劳作是有相当严苛的划分的。农活,只是田地里所要操持的劳作;修渠铺路叫“出杂工”;种莱、做生意即称“副业”。从他们朴素直白的称呼里就可以看出,种庄稼、收粮食才是生存的根本,才是农家人的“主业”。

  地里的粮食收回家,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还得看老天爷的眼色和心情。只要天色放晴,艳阳高照,立马眉开眼笑地从南墙根的库房里,一袋一袋像蚂蚁搬家一样,搬到院子里摊在地上。头顶个草帽,搬个小凳子,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,听麦粒在阳光的炙烤下发出零散的“噼啪”声,然后“呵呵”莫名地傻笑着,用木掀时不时翻动着。

  倘若,天空飘过大片的乌云,立马着急地叫上全家人,手忙脚乱地把粮食堆到屋檐下,盖上防水布或纤维袋,然后望天兴叹。若运气好,麦子三两天就被晒干了。如果遇上阴雨天,就得提心掉胆的把麦子晾在屋子里,不停地翻动了。幸好,县域内气候相对干燥,麦子少有发霉的。

  至于着急晒粮,除了怕粮食发霉外,还有就是怕误了“交公粮”的日子,或因晾晒的不够干燥,筛选的不干净而降了等次。这项秋收后繁累重复的工作,在包产到户几年后,就被筛选机等机械替代了。

  说到交公粮,其实就是国家的农业税政策,与历朝的田租、田赋等叫法实质上几乎是一样的,只是老百姓俗称“交公粮”而已。因为纳税是义务,对象是国家。

  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政策,从井田制的实施、商鞅变法时“奖励耕战”,明代“一条鞭法”,直到清朝“摊丁入亩”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延续近半个世纪的“交公粮”制度,国家对农民的税收往往是粮食,并各代沿用。所以种田纳粮已深入中国老百姓的血脉,并顺理成章地成为理应如此的事情,是没人质疑的,这样的历史应该至少在中国维持了两三千年以上。

  因为从小跟着家里人去粮站交公粮,刚开始是跟着去玩耍,后来是帮忙“当眼睛”,照料车马。只有一次,机缘巧合地成为交公粮的主角。但从小耳濡目染的经历和看到的一些事情,从心底里其实我是抵触交公粮的。但有意见的不是这项姑且称之为理所应当的政策,而是粮站的工作人员的嘴脸,因为那使我想起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村匪恶霸或打手狗腿子的形象。

  好像是在1995年的夏天,父亲生病,大哥也不在家。头天放学吃晚饭时,父亲告诉我:“明天和你舅他们约好一块儿上粮,合雇了云松家的手扶,你请个半天假吧”。

  那会儿我高三,学习上松松垮垮,但成绩还不错,托村里的同学给老师带了一张假条,就在母亲的指导下开始准备了。

  家里有四亩多上等的水浇地,就在村外。还有十几公里外,村集体在麻巴滩开荒造田所分的一亩多地,一年的粮食所产,大概在四千斤左右,当然这是遇上好年景的时候的收成。上粮大约需要七八百斤,人均一百五六十斤,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数吧。

  “上粮”,这词好。村里人都把“交公粮”简称上粮。“上”有高高在上、恭敬之意,等同于纳、供、贡等字。同时,“上”也有等级、品次高的意思。“上粮”,不仅是向国家纳税交粮,而且交的都是一等一的好粮,经反复地晾晒、筛选,每一颗麦子都饱满迷人,散发着淡淡的麦香。

  第二天,早饭吃的很早,六点钟就装车出发了。粮站距家约六公里,也就不到半小时路程。到那,还算幸运,上粮的人到的不是很多,停了十来辆手扶、骡马车等,看似杂乱的停放着,其实都按到达时间排好次序的。

  夏天的早晨,还算是凉快的,就算是没有一片树荫遮蔽的粮站门口,也是清爽怡人的。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闲淡当年的收成,或小声的嘀咕着等着粮站上班。偶尔传来牲畜的叫声和路边草丛里的时高时低的虫鸣声,会打破平静和谐的气氛。

  “哐啷啷”,粮站大铁栅门打开了一半,有人抬出了桌椅,有人推出了笨重的台称。一个看上去约三十多岁的年轻人,随意地披着一件上衣,随意地把自己放到椅子上,嘴里吐出一串漂亮的烟圈,略微地一抬头,大声喊道:“排好队,按顺序交粮。”那喊声一下子让人回到了故宫的清晨,有个尖刻刺耳的声音回响在红墙黄瓦的宫殿上,“上朝……”。真的,那些年,每次上粮,我总会在恍惚间听到这个声音。

  “一会儿,你少说话,你舅,找了个人,说妥了,应该能评上一等”。父亲在旁边忧心重重地提醒我。那个年纪,除了年轻气盛,爱打架,不懂什么人情世故的我,最讨厌和看不惯的就是社会的不公平和黑暗。虽然,到现在,我依然不懂也不愿意懂人情世故。但是,对于公平和黑暗,我却有了深刻的理解。不要奢求绝对的公平,生活只会残忍的践踏你最后的尊严,直到残酷地剥去一切有形和无形的伪装,也不要企望没有黑暗。

  “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。渊面黑暗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,要有光,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,就把光暗分开了。”这是《圣经》的首句。企望没有黑暗就像企望自己没有影子一样不切实际。

  大约十点多钟,总算轮到我们了。云松帮我们把粮食卸到台称跟前,然后腼腆地笑了笑,就开车到路口去等我们了。

  “这是你们家的?”“是,是我们家的,麻烦您给验验。”父亲微弯着腰,一边双手递过粮本,一边不停笑着点着头回答。平时,就比父亲活泛的舅舅立马上前小声说:“就是刚才给您说的,我姐夫。”顺手就往验粮员兜里塞了两包“红塔山”烟进去。脸上露出极不耐烦的验粮员,顺手拿起一把放在桌上近尺长的锥形器后说:“我看看,打招呼归打招呼,还是得先看粮。”不等你打开扎麻袋的口绳,动作流畅,似行云流水般,“噗嗤”一声,己刺穿麻袋,抽出一锥简黄澄澄的麦粒,随手倒到手里,拨拉两下,拈几颗到嘴里,“嘎嘣”清脆咀嚼声,清晰的传入我的耳中。同样的动作,流水般划过我家所有新买的麻袋,最终散落在验粮员脚下。在父亲和舅舅卑微的企盼中,慢条斯理地说:“这粮食选的不太干净啊。”边说边用两根手指拨拉着手掌心的麦粒。“对面小买铺放了两瓶酒,不好拿过来,这是条,您中午解解乏。”二舅陪着笑脸,双手递过一张约三指宽小纸条。“公粮一等,纳购粮一等,过称。”验粮员声音平淡地向记录员和过磅员报着。

  天地良心,明眼人都能看到那一把粮食里别说一丝麦糠,就连一丝尘土也没有,那是金子般的澄黄。如果不是不想在生病的父亲面前闹事,加上父亲事先的提醒,我真想抓起他脚下的麦子,让他仔细品尝一下有土的麦子是什么味道。甚至,想把锥筒插在他屁股上,问问他,一斤粮食八毛钱,一条麻袋一块五,他吃着农民纳的粮,知不知道“汗滴禾下土,粒粒皆辛苦”。虽然,我知道,蛮干和鲁莽于事无补,只会让事情更糟,但我依然很想那样做。虽然,最终只是默默地把几麻袋粮食装上推车,转身离去。但那愤怒的火焰,始终在心底升腾着、燃烧着。

  进了粮站大门,剩下的就算轻松了,只是力气活。但是,当我抬头望着高近三层楼的粮垛,还有颤颤巍巍的竹排搭起的上粮行道,瞬间觉得即将崩溃了。

  “额滴个神呐!”一麻袋粮食少说也有200斤左右,背,肯定没问题,在家经常干农活,力量还是有一些的,但那竹排让我有些胆颤心惊。

  “不行,把粮食倒成小袋子,多上几趟”?以为我在犹豫麻袋过于沉重的父亲说。“没事,可以,你搭把手,能背上去。”在父亲巨烈而粗重的喘息声中,我背着麻袋向粮垛走去。

  之字形的竹排架子总共四层,看上去,第一层就有些陡峭,有些心虚的我,踩上一只脚,试了试,还算稳当。

  “小伙子,第一次吧?没关系,重心放低,尽量低头,踩稳脚步,别害怕,上吧。”后面传来一声略显苍老的声音,回不了头,也不知道是谁,随口“嗯”了一声,硬着头皮,就上去了。上去后,才发现,那竹排搭的还是很稳的,除了第一层有些摇摇晃晃,让人心底发毛,浑身发冷外,其余几层底下几乎都垫了粮食袋子,没我想像的那样艰难。

  我咬着牙,背着似乎比平常重出许多的袋子,走到粮垛上,打开袋口,看着金黄的麦子翻滚着倾泄而下,我有些想念我的教室,想念我的课本。回头,想对鼓励和教导我迈出第一步的老伯说声谢谢,可垛子上人来人往,早已分不清、辨不明了,只能在心里说声谢谢了。

  有了第一次,后面就没有什么可怕和担心的事情了,陆续把家里的粮食全部背上了粮垛。舅舅们也都完成了背粮上垛的活计了。拖着酸痛的双腿,在父亲赞许欣慰的目光里,得意的听舅舅们的表扬:“尕娃歹(大约等同于厉害)啊,我们刚弄完,还想过来搭把手,没想你们也干完了。”听着表扬的话语,我瞬间有些飘飘然,不知所以了。

  说实话,我很感激这次上粮的经历,因为它让我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理想和目标:当一名粮站的站长,虽然我并不明了怎么才能拥有这一职务。然而,最终从事的工作是南辕北辙。但是,这毕竟也是我痛改前非、发愤图强的激励因素,并最终考上大学的原因之一。

  2006年,国家取消农业税,种地纳租纳粮的历史终于结束了。种地的庄稼人,不用纳粮上税,还能得到国家的种粮补助。这对亿万农民来说,真是个天大的喜事,更是值得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的。那年,社会迈出了一小步,人类文明迈出了一大步,庄稼人的脊梁都显得比往年挺直了。

  许多年后,我终于有些明白,当我天天坐在教室里唠叨着学习之苦时,真正的苦难却远没有开始。比起烈日下受苦受累的父辈们,傻子都知道我是舒适、安稳的。我也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儿子,并希望他能在应该学习的时候享受学习的快乐,在应该直面生活的苦难和坎坷时能够坦然面对。

  我们的成就和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,而是社会化的。我始终是农民的儿子,乡村是我唯一的血脉之根和精神家园。努力工作,幸福生活,快乐学习或写作,应该勉强算是对父辈们、对乡村、对社会最大的感念和回报了。虽然,他们并不需要或要求我们。(2019年5月27日于贵德家中)

  贾国龙,出生于青海贵德大河之畔,自号东河山人、静斋主人,一线路政执法者。喜欢享受生活、陪伴家人,喜欢在茶桌旁静静地读喜欢的书,用心记录生活的文学爱好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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